出籠之鳥與離水之魚
陶淵明在《歸田園居》中有云：「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有此思戀，必先有別離，此乃人生中的常情，故離別與思歸（包括流浪與歸家）形成古今中外文學中的兩大主題。我自己的生命過程也是如此，青年時別離家鄉，出外流浪，晚年時受著內在神秘的聲音的召喚，
回歸故鄉。
我的出生地本在黃河西岸的齊河縣城，幼年時為逃避戰禍而遠離家園，不想一別竟成永訣。如今那個古老的縣城已在政令下遷徙，從地表上失去了蹤影，成為荒野一片，兒時記憶中的家園，只剩下破碎的夢影。家人數度流徙，後來均在台灣聚首，而視台灣為第二故鄉。
我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隨父抵台，時年尚不足十七歲。先就讀淡江中學，後轉宜蘭中學，畢業後考取師範學院國文系，又順利地進入國文研究所，然後即留在已改制為大學的師大國文系擔任講師。一晃十年就過去了。那時候正逢出國熱潮的時期，我自然心中也不免有此奢望，只是苦於學的是中國文學，外語能力本就不足，加上擱置多年，如何應付留學考試？又如何通過「托福」？幸而我學過兩年法語，適逢法國開始每年贈送我國三名獎學金，限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報考。那年我已二十八歲，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報名投考，不想意外地一擊中的，遂於一九六一年揚帆赴法研究電影、戲劇，從此遂開始了長達二十六年的海外流浪！
當時離開台灣的心情猶如一隻出籠的鳥，只覺得自由快樂，心中鼓脹著走天涯、開眼界的雄心壯志及對未來的憧憬。那時節台灣的政治高壓氣氛令人心頭沉重，社會上那種趨炎附勢、貪瀆成風的習氣也讓我們年輕的一代無法適應，離開，覺得是一種解脫。相反的，法國卻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政治上是多黨競爭（包括當政的戴高樂的政黨和不當政的共產黨），種族上是白、黑、黃皆具，對他國的僑民，鮮少歧視。生活上，不管你是何色人種、穿何種衣服、做何種姿態，都會受到社會的包容，總之你不會感覺到有異樣的眼光在監視著你。巴黎又是著名的花都，有數不盡的彩色繽紛的花園和眾多使你流連忘返的博物館、美術館，加上自由的空氣，終老是鄉的外國僑民在所多有，使老而思歸倒不見得是必然的現象了。他國的文學巨擘，諸如愛爾蘭的喬艾斯、貝克特、俄國的阿達莫夫、羅馬尼亞的尤乃斯柯等均埋骨於此。
留法的頭幾年功課的壓力很重，無暇他務。直到一九六五年與友人共同創辦了《歐洲雜誌》，才又重拾起寫作之筆，除了戲劇與電影評論外，也寫出了一系列「法國社會素描」，後來以此書名及《巴黎的故事》書名先後在香港及台灣出版，台灣的爾雅版並特邀詩人席慕蓉畫了精美的插圖。在法國結婚生子，日子過得雖說平靜愉快，但是在我的內心中似乎存有一種不安定的因子，即友人所謂的命中犯有「驛馬星」是也。所以在一九六七年意外地接到墨西哥學院的聘約，也就不太遲疑地收拾行裝，告別了巴黎。
到墨西哥多少有一點探險的心態，因為從歐洲的觀點看來，墨西哥似乎帶有點蠻荒的色彩。事實上墨西哥真正尚有未曾開發的蠻荒之地，後來也曾找機會進入過原始的叢林。但是我們所居住的墨西哥的都城，卻也算是個現代的城市，有公園、超市、漂亮的商店、繁忙的交通，可惜的是貧富懸殊的現象非常嚴重。學校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並未超過負荷，週末可以保留從事寫作。新環境，新刺激，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撰寫一系列劇作，寄給當時主編《大眾日報副刊》的金溟若先生在台灣發表。這就是後來先由聯經出版公司、繼由書林出版公司出版的《腳色》一書。不久又寫完了以巴黎做背景的長篇小說《生活在瓶中》，也是先在《大眾日報》連載，後來先後由四季及爾雅出版社出版。那時候，受到金溟若先生的鼓舞和邀請，第一次為台灣的報紙開闢專欄。
居墨的數年，適逢中國大陸發生空前荒唐而殘酷的文化大革命。每天都會從廣播、電視以及報章新聞中獲知一些令人痛心疾首或啼笑皆非的消息，給我的心靈造成極大的衝擊，使我寫出了針對文革的一系列寓言《北京的故事》。這一系列寓言本由法文書寫，後來才又用中文重寫，一直到八0年代才首次部分在香港的《明報月刊》刊出，繼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全部刊畢，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成書，並有雷驤兄的妙筆插畫。現在都已改版三次，換過三回封面了。那一陣子對國家大事，不論是政治、文化，還是社會問題，都感覺有不少話要說。至於在哪裡說呢？倒的確是個問題。在大陸上說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台灣說也不方便，幸好還有個比較自由的地區─香港，可以放言高論，於是便把要說的話寄到香港的《明報月刊》和《展望》雜誌發表，這些文章集成後來圓神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一書。
正因為受到文革的刺激，我才萌生了鑽研中國文化及社會的想法。也許我算是個不耽溺於空想的人，常常會把心中的念頭轉化為行動，再加上「驛馬星」的驅動，遂申請了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課程。於是在一九七二年的秋天舉家遷往加拿大溫哥華，那時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卸去教授的職位，重新做學生，心理上勢必要有一番調適的過程才行。雖然外表看起來尚可冒充青年，那年我實際上已經整整四十歲。既然又做了學生，便應該向至少比我年輕十歲的同學們看齊，總不能使他們感覺到我已經老氣橫秋了呀！我的調整與適應都進行得相當自然，我自己感覺又獲得了第二度的青春。但是我的家人卻適應不良，因此而犧牲了長達八年的婚姻生活。
我的真正的青春時光是在台灣渡過的。不過在感覺上好像很蒼白、很慘綠、很窒息….總之，像一隻鎖在籠中的鳥，不能飛，也不想唱，除了唸書之外，不懂人生有何樂趣，連戀愛的滋味也沒有真正嚐過。我不敢說那時我們的教育制度有什麼偏差，但至少我們的社會環境不是為青年人而準備的。現在回憶起來，我倒似乎覺得自己是在加拿大成長的。我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修社會學博士學位的那五年，是我思想最活躍、創造力最豐盛的時光，除了博士論文以外，還完成兩部短篇小說集《孤絕》與《海鷗》。前者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現已絕版，今秋將由麥田出版社重新付印；後者由爾雅出版社出版。於一九七七年獲得博士學位以後，重執教鞭的第一所大學是加國阿爾白塔省愛夢屯的阿爾白塔大學。愛夢屯位居加拿大內陸北方，是酷寒之地，冬季寒風凜冽，可以冷到攝氏零下二十度，多半時間難以做戶外活動，倒是可以關起門來寫作，使我完成了以溫哥華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夜遊》的大部分。同時應《中國時報週刊》主編高信疆之邀在該刊闢「愛夢屯隨筆」專欄。《夜遊》的最後部分好像是第二年轉往維多利亞大學執教時完成的。完稿後承白先勇兄安排在《現代文學》雜誌連載，然後由爾雅出版社及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先後出版。現已絕版，九歌出版公司正預備重新出版。時報文化出版的《M的旅程》系列中的篇章，大概也是在維多利亞時期開始寫起的。
維多利亞城是英屬哥倫比亞省的首府，風光明媚，氣候溫和，但地處溫哥華島，與加國大陸阻隔，令人感覺如置身世界末端。只憑山光水色，不足以饜飽渴慕文化的心靈，因此一年後就轉往英國的倫敦大學任教。英國雖然也不過是島國，但由於十九世紀以來的國勢與海上的霸權，二十世紀的倫敦儼然成為世界文化與金融中心，也是各國人才薈萃之地。我在倫敦安定下來，買了公寓，一呆就是八年。其間，除了為國內的報章雜誌撰稿外，曾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之邀，在該副刊用不同的筆名開了「東西看」和「述古道今」兩個專欄。後由圓神出版社及聯經出版公司分別出版了《文化•社會•生活》、《東西看》與《繭式文化與文化突破》三本文集。同一個時期，也為陳雨航兄主編的《工商時報週日版》開了「天外集」專欄。此專欄文章集成爾雅出版社出版的《在樹林裡放風箏》一書，後由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以《愛的學習》書名重新出版。出乎意外地此書所收之文受到高雄《太平洋日報副刊》主編的錯愛，竟在出書之後又在該刊連載了一年多。也曾應《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兄之請，在《聯副》連載了「墨西哥憶往」系列，交圓神出版社出版。
在英倫名義上住了八年，實際上只有六年。我在倫大剛剛教了兩年書，就於一九八一年外出研究了一年。倫大對教師的待遇實在不薄，這一年休假除保有了薪資之外，又承倫大及英國文化協會支付了所有在國外的費用。這一年主要是到大陸南開、北大、山東、南京、復旦等大學講學，並趁機在大陸、香港和台灣考察、研究中國現代戲劇，後來利用這一年所蒐集的資料和研究的成果寫成了《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一書。那時候大陸剛剛對外開放，仍然殘留著文革腥羶的異味和三十年無產階級專政的業績，令我印象深刻，歸來後寫成了聯經出版的《大陸啊！我的困惑》。一九八三年，國內成立藝術學院戲劇系，承創系的主任姚一葦先生盛情相邀，我又從倫大休假一年，返國擔任客座教授。一九八四年夏才重返英倫。在英國的這些年，除了教學、研究之外，主要的時間花在了撰寫專欄上。有一年每星期必須撰寫三篇專欄，因此可說與國內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
從一九六一年出國，到一九八一年才第一次返國。為什麼整整二十年未曾踏入國門？主要緣於腦中所存留的一九六一年前的印象，那時感覺台灣絕對不是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特別不適於從事寫作或藝術工作的人。這樣的人不怕物質條件有多麼艱苦，唯獨需要有充分的自由─任意說話和任意表現的自由，恰恰這兩樣在解嚴以前的台灣都是缺乏的。可是一九八一年返國後感覺國內的氣氛與過去大不相同了，在政治上居然出現了反對派，也出現了敢於放言高論的黨外雜誌，令人感到氣象一新。
其實早在一九七五我赴香港蒐集博士論文資料的那一年，在西方文化中浸染了十四年之久的心靈又落入中國文化的氛圍中，忽然喚醒了內心深處的文化認同感，使我體會到不論異國的巴黎或溫哥華多麼美好，唯獨欠缺了我的語言、我的文化，那些以前未曾意識到的我心靈深處最渴望的滋養。我感覺到自己像是一條魚，適宜生存在故淵的水中，哪怕那水是渾濁的也似乎無關緊要了。回想在國外這些年的創作，小說的背景只能放在外國的城市；劇作呢，一般都沒有具體的背景。我寫的雖然多半是中國人，可是他們都是無根的，像萍草，像飛蓬，看了令人心酸。這種無根的感覺在居英的那幾年中時時出現，因此八一年後每一個暑假都是回到台灣渡過的，名之謂「充電」，實際上就是追求重回母親懷抱的那份溫存。特別當八三年在台北客座一年返回英倫後，那種離水之魚的感受竟然越來越強烈了。我不是羈鳥，也不是池魚，我是失林之鳥、離水之魚，比起羈鳥、池魚的情況，更加令人難耐。而況，我的父母親垂垂老矣，還有多少日子可以陪伴在他們的身旁？我的朋友、我的青年時期的回憶都在這裡，終於在一九八七年下了歸根的決心，也結束了二十六年海外流浪的日子。雖然無法回歸我的初生之地，但能夠回歸我的第二故鄉，於願足矣。我的父母埋骨於此，將來這裡也是我的安葬之處了。
對一個寫作的人而言，寄居異鄉並非絕對有礙於一己的成就，有人甚至放棄自己的母語用第二語言寫作，例如波蘭人康拉德用英文寫作，愛爾蘭人貝克特用法文寫作，俄國人納布科夫用美文寫作，都大有成就。更多的人，雖然羈留異鄉，仍然使用母語創作。我的很多作品也都是在國外寫成的。不停的時空轉換，帶給我更多的刺激，靈感不虞匱乏。如果我的作品也具有一點點普遍性與多樣性，應該歸功於我曾經生活在多樣的人種、語言與不同的風土人情之間。我自覺二十六年的海外生活肯定比固守一地給予我更大的滿足。當然回國以後，我可以寫出更多發生在本土的事情，例如《窖鏹》、《旋轉的木馬》、《我們都是金光黨》之類。只是為了寫作，四海皆可為家。回歸，主要來自內在生命的需求，正如一條離水的魚，必須回到源頭活水中才能獲得真正的安適。 20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