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5日 星期一

看山的日子 馬森
東台灣素以山明水秀著稱,對我卻是最不熟悉的地方。花蓮,反過來就是蓮花,聯想到出污泥而不染,或菩薩趺坐的蓮臺,這樣好聽的名子,也不過去過幾回,一次是為「聯合文學」的巡迴文藝營講課住過兩天,另外幾次好像是到花師、東華和慈濟等大學演講,各住過一夜,可以說並未見到花蓮的真面目。去年意外地接到東華大學的邀請,擔任駐校作家一年,是我有生第一次以作家的身份而非教授的身份進駐一所大學,正好提供我一個親近花蓮和東台灣的好機會。
東華校園地處台灣中央山脈和濱海山脈之間的縱谷中,佔地遼闊,到處是碧綠的草坪,樹木成蔭,甚至還有未曾開發的叢莽,且開有人工湖兩處,可以說山水具備了;而況,浩瀚的太平洋就近在咫尺。我所住的三樓公寓,憑窗遠眺,左邊是中央山脈的層巒疊翠,右邊是濱海山脈的綿亙蒼蒼,晨昏晴雨呈現出不同的顏色,一年的時光使我飽餐青山的秀色。
山給人的感覺是安穩、安定、安閒、安靜;特別是安靜,最能陶冶人心。雖然偶爾也有風聲與鳥鳴,反把悄然無聲的靜謐襯托得更加顯著。練習了數年的靜坐,過去總因都市環境的囂擾而無法真正靜下心來,達到所謂心無旁騖,如止水,如空鏡的境界。這一年嘗試排除雜念,放空心思,居然有些成績,全是因為山的緣故。
在這樣安靜優美的環境中,相處的人士又極融洽,真是意想不到的收穫。除了偶爾為壽豐或美崙校區的通識教育做幾場演講外,每週只有六小時的課,談論的都是文學。我所面對的研究生全是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的學生,他們來此並非為了追求高深的學問,而是為了鍛鍊寫作,以俾擠進文學的窄門。為什麼稱之為「窄門」?比起其他行業來,在文學上成功的人實在少之又少,在台灣靠寫作維生的更是鳳毛麟角,因此這些研究生應該說都是為了志趣而不計利害的勇士。他們用以創作的語文當然是中文,那又為什麼不在中文系,卻設在英美文學系,而稱之謂「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呢?這就是台灣的奇特現象了。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中文系的棄嬰與外文系的養子」,講的正是中國現代文學(包括在台灣的)本是中文系的嫡生子女,卻被自己的父母拋棄,反倒為外文系所收養,這正是在現代文學作家和評論家中,外文系出身的比中文系出身的還要多的緣故。
我過去所教的學生都以研究為重,這些學生的目的卻全在寫作。談到文學創作,其實半靠才華,半靠鍛鍊,老師並無能為力,最多只能溝通一些經驗,或共同討論一些中外的文學名著而已。駐校作家所做如此,這個身分、這種需要,也是先在歐美校園中實行多年後才傳到台灣來的。為了害怕我個人難能饜飽學生們的飢渴,一年中我還特別邀約了張曉風、席慕容、黃春明三位老友來此助我一臂之力,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文學。
不久我就發現,在我面對的研究生中,雖然看起來懶懶散散的,卻的確是臥虎藏龍,多有才華出眾之士,他們所寫甚至超過了過去我所評各類文學獎的水準;事實上其中有幾位正常常是各種文學獎的獲獎者。聽說已成名的舞鶴過去也曾在此所進修,那時的老師李永平、郭強生論年齡、文齡與舞鶴不相上下,郝譽翔老師甚至更為年輕,自己也可做老師的舞鶴在此不會感覺適意,以致未卒業即離校而去了。
東華的同仁,有的是舊識,像創英所的李永平、郭強生教授、曾任中文系主任現任通識中心主任的吳冠宏教授和退休後仍不捨花蓮的顏崑陽教授等。有的則是新交,如翻譯過希臘悲劇的曾珍珍教授、與成大前校長馬哲儒同行的黃文樞校長、老同學中研院呂實強兄的高足張力院長、圖書館長張璉教授、前任經濟系主任溫英幹教授等。溫教授也是獨身住在同一棟宿舍的樓下,成為我每天晨泳和共進晚餐的伙伴,又承他以識途老馬的身份導遊我認識花蓮的眾多勝景,可惜第二學期他退休返美去了。當然我還有兩個學生,郭澤寬和胡馨丹在高師大和成大獲得博士學位後如今已分別在東華和慈濟大學任教多年。他們也經常地噓寒問暖,使我倍感榮寵。
有人說花蓮是詩人之鄉,楊牧、陳克華、陳義芝、陳黎等都出生於此,所以每年一度的太平洋詩歌節也在花蓮舉行。今年我也恭逢其盛,遇到不少從台北來的詩人。巧的是在一次黃校長邀請的午宴上遇到多年不見的馬悅然教授,原來高大的身材,因為年齡的關係看來小了一號。我自己在他眼中大概也是如此。他攜新婚不久的年輕夫人共遊花蓮,心情愉快,神清氣爽,都寫在臉上。東華大學看來特別歡迎詩人,這一年所邀請的校外通識教育講座也以詩人為主,鄭愁予、余光中、陳克華都先後來到,鄭愁予還特意攜來了他如今定居地的金門高粱,在此重逢故舊也是一大快事。
一年聘約屆滿前,幾位熱心腸的同仁,包括圖書館張璉館長、郭強生教授、吳冠宏教授等,共同發起舉行一連兩星期的「閱讀馬森」書展,同時還有演講、座談會、讀劇、徵文比賽等活動,老友郭楓、徐錦成博士特意遠道前來參加座談,這一切為我一年的駐校生活平添上額外的光彩,令人倍感溫馨,也成為未來歲月中值得回味的一件美事。
這一年看山的日子,像在記憶中的一次回航的口岸,使我在時光中揚帆的心暫時停泊在那裡。山與水總與我國傳統的詩畫相連,陶淵明的南山、孟浩然的北山、王維的東山、杜甫的西山,天地合和四方具備了。孟浩然的蘭山、李商隱的巴山、王昌齡的陰山,曾給人留下無限遐想。我們都知道王維曾隱居山中,靠山氣的薰陶寫出了眾多靈秀之作,終南山、賀蘭山、嵩山、楚山等都在其中。其實最愛山的應屬李白,他身歷口言的名山最多,像天山、廬山、天姥山、天台山、金山、峨嵋山、太行山、三山、巫山、敬亭山等都見於他的詩作,他是個「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的人,終至成就也如山。至於畫家,東晉顧愷之以降擅長山水的不可勝數,不講透視的畫筆,自有參透大自然神髓之道。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圖」人稱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以後李唐、馬遠、夏珪的山水海峽兩岸也均細心寶藏,近人張大千在山色水勢上更有新的發揮,畫出用科學眼光看不見的景觀,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追尋,蘊含著自然所賦予美、德兼具的感應。所謂仁者愛山,智者愛水,詩人與畫家該都陶冶成仁、智具備的人物吧!我自己在大都市住久了,常見的只是樓山與車水,自覺性靈日漸寡淡,這一年總算有幸感染到一絲詩人畫家的氣味,親近到自然界的真山與實水,洗滌了我多年的都市塵囂,也使我的居住地區從基隆開始,到淡水、蘇澳、宜蘭、台北、桃園,再到鳳山、大甲、台南、嘉義,如今添加上不沾污泥的花蓮,已覆蓋了全台灣。 2009/09/28

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

五四與我
我是在五四運動的流風遺韻中長大的一代。在我幼年時所接觸到的現代作家,不出胡適、魯迅、巴金、冰心、茅盾、葉紹鈞、蘇雪林、徐志摩、沈從文等人。再晚一點的,就屬老舍和曹禺,是我初中階段最傾心的作家。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除了魯迅以外,其他的五四大將都還健在,而且後來我竟親炙過梁實秋、蘇雪林和謝冰瀅老師的教誨,也多次聽過胡適、羅家倫、傅撕年等的演講。以後的機緣,使我有機會拜訪過冰心、夏衍、李健吾、曹禺、錢鍾書、楊絳、蕭軍、蕭乾、陳白塵、吳祖光、張俊祥、沈浮等五四或稍晚於五四的作家。如今,除了楊絳女士外,其他的人都作古了。我們距離五四運動的一九一九年,已經過了九十個年頭,時光啊,時光,真是如梭、如箭,毫不踟躇地飛馳而去!五四那一代的文化氣息、革命氛圍,也早已被後來的接二連三的重大歷史事件所障蔽、所消解,漸漸成為朦朧模糊的陳年往事,落在新生代的記憶之外了。
對我而言,五四是我啟蒙的標誌,科學與民主的口號是如此的響亮,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呼聲又是如此的令人熱血沸騰,我對中國和世界的認知,可說是從五四一代眼光的基礎上出發的。從幼小的年紀,就學會了以批判的目光注視周圍的環境,以悲憫的心懷傾向弱勢的族群,如果沒有五四一代作家們的先導,我想也許我不會如此。
在我小、中學階段,五四的作家們只是些可望而不可及的響噹噹的名子,像天空的星光一樣的遙遠,但是我深深地受到他們的感染,特別是魯迅等左派作家,使我感受到我國處境的悲慘、人間的不平,以及被壓迫、受欺凌者的堪憐。這種深刻的印記,使我終生遠離權力,寧願站在弱勢的一方。當然,後來我也領略到革命家的兩種嘴臉,理想與慾望的矛盾,權力與腐化的同流等等,更加強了我對政治的潔癖。
大學時代,我接觸到的師長們,包括梁實秋、蘇雪林和謝冰瀅老師,在一種高壓的政治氛圍中,大家都不敢張揚五四的精神,只能把心思集中到學術或純文學的領域,不去碰觸社會的陰暗和不平諸問題,這也正是那時候令人感覺學院中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氣味。有什麼辦法?我們都處身於高壓的政治控馭中,海峽兩岸在這一點上並無大差異,大陸上的反右鬥爭沒有放過五四的文人,台灣的五四遺老同樣也噤聲難言,人民從未享受到五四一代的文人所企盼的民主與自由。
不錯,五四的文學革命實現了,為中國帶來了嶄新的戲劇、小說、詩和散文。但是民主和科學的實現卻太過緩慢,直到今日我們仍在五四所開啟的道路上奮力前進。以致我們的新文學不能不為無產階級、工農兵或反共抗俄等的政治教條而服務,這中間自由心靈的窒息困境不言可喻。
革命固然偉大,在革命時期,不論是真正懷抱著崇高的理想者,或是以理想為幌子而心存欺惘者,外表看起來無不義正辭嚴、意氣風發,令人振奮。然而一旦革命成功,從在野之身一變而成為當權者,海峽兩岸的斑斑歷史都告訴我們,斥責前人專制、獨裁、貪污、腐化的後來者,比前人更加不堪。可見再崇高的理想都抵不過權位、財貨的誘惑,真像那嗜血的禿鷹一樣無藥可醫。五四一代的文人所以能夠潔身自愛,乃因為他們論政而不當政,倘若一旦下海,像郭沫若者流,其醜陋的嘴臉也就畢露無遺了。
正因為五四那一代的文人多半不肯,或無緣從政,不曾留下言行不一的印記,才為人間保存了一線高潔的人格,使人覺得人性並非那麼令人絕望。五四的一代總算給我國留下了一盞燈火,即使不多麼炫人眼目,也曾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一生追隨著五四的腳步,但願我們這一代還有能力把五四的那點餘燼傳遞下去。2009/03/05

2009年7月23日 星期四

游观之眼

2009-07-01
  《旅者的心情》  马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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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录
作者自述“仿佛一个与人间无涉的外星人,或偶然下凡察阅世情的大罗神仙”,与人无涉,却处处留意人世风景,这样的神仙既潇洒也温情。
文/顾文豪(上海)

晚明的袁中道在《东游记》中认为“游”有两大好处,一为“可以涤浣俗肠”,二为“良朋胜友,上之以学问相印证,次之以晤言消永日”。
我们现在对“游”的理解大抵即是依循承转袁中道等晚明人士当年的见解。其实古早中国人的出游,非为赏观山水,怡情养性,而是易地耕食,或为商贸往来,目的非常明确。延至后世,囿于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的文化意识,出游之举往往与“去国怀乡”、“贬谪遭挫”等联系在一起。

1
台湾学者马森先生的散文集《旅者的心情》,即是一册汇聚其多年来游历、游学、游教于世界各地的心灵感悟与人生哲思的好书。当下的游记文字,多是佻达轻薄之作,或闲情绮念满纸皆是,或夸多斗靡炫才矜博,并不能让人以外在的风景见识作者内心的智性。此书却不然,我谓其“游”“历”两足。
先说游,作者足迹遍及数十个城市,自巴黎、伦敦至莫斯科、墨西哥,其间有逍遥之游、为稻粱谋之游,还有种种因亲情爱情而起的随缘、随情之游,游之尺幅可谓宽广至极。再说历,作者多年在大学执教,曾主编闻名遐迩的《联合文学》杂志,实体的文化活动使得他不似一般静守书斋的读书人时有衰腐迂阔之病,而是敞亮通达,化融在文字中亦显出澄蓄明净的气度来。

2
譬如长文《从天堂到人间》,作者认为“温哥华是最接近天堂这一个境界的”,一是天气温和、环境宜人;二是山水兼胜、风景可观;三是物质丰裕、衣食充足;四是人人享有充分自由;五是法律健全、保障人权。这样的城市在现代人眼里简直即是天堂的现实版,叹之不足。可作者却居停七年之后,毅然“决心走出天堂”,回到人间,即使这人间有百般污秽千样龌龊。
于是,在伦敦,他“又看到了喧嚣的城市和嘈杂的人群,房舍露出苍旧的面貌,空气的污浊,街道的凌乱与肮脏”,然而“伦敦在明丽上虽似不及巴黎,但在文化娱乐方面却绝无逊色”。作者“站在国家画廊中梵高那张有名的《朝阳花》前不禁想:梵高的朝阳花是扎根在人间之花,天堂上开不出这样的花来,因为天堂上没有这般的激情”。
把深意说得这么蕴藉,这么有情致,早已不是一般散文所能拘限的了。

3
再如谈及西班牙斗牛。作者一上来就说“如果人性中本来就存有一些急欲流泻的残酷,与其自相残杀,反不如藉着一种仪式性的游戏使其发泄出来”。接着写道:“……这样凶悍的一头牛,很容易引起观众的恐惧与敌意,甚至于在潜意识中把牛看作是魔鬼的化身,那么能够征服魔鬼的不用说就是人间英雄了。”进而分析:“人们在心理上自然会跟斗牛士认同,透过斗牛士的勇气和智慧,似乎自己跟魔鬼进行了一场生死的搏斗一般”。
如果文章写到这里即了结,委实不够精彩,作者文末的一段议论足以启人心智。“斗牛可说是一种暴力的游戏,因为杀而见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残酷。但如以为暴力的游戏足以引生暴力的行为,却不尽然……一般西班牙人使人觉得个性平和亲切,难道说正因为在斗牛上获得了发泄的缘故吗?”一句含藏深意的反问举重若轻地甩出来,不惟是意蕴的深,也足见文章的巧。
如此寓精警于寻常的议论,文中所在多有。我想,这不仅是“旅者的心情”的宣示,亦是“旅者的眼光”的佐证。作者自述“仿佛一个与人间无涉的外星人,或偶然下凡察阅世情的大罗神仙”,与人无涉,却处处留意人世风景,这样的神仙既潇洒也温情。

2009年6月20日 星期六

痞子對大俠 馬 森
素有北京文壇痞子之稱的王朔忽然在北京《中國青年報》上為文痛批香港的大俠金庸,在大陸和香港的文壇掀起了一陣波浪,使上海的《文匯報》、《新民晚報》、香港的《明報》和《明報月刊》都捲入了戰陣。王朔開始出拳甚重,恨不得一拳就把大俠擊倒。沒想到大俠畢竟是大俠,施出了「一指禪」功,四兩撥千斤,一句孟子的「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就把對方的一記狠拳輕易推開了。
多年前,在北京跟王朔先生有過一面之雅。那時香港尚未回歸,台港的作家訪問團跟北京的作家聚餐座談,席開五六桌,我正巧與王朔同桌,雖然沒有機會多談,倒也趁機對王朔先生多看了幾眼。印象中是帥哥一個,說話口齒犀利,很獲我的老同學王蒙的賞識。至於為什麼贏得「痞子」之雅號,大概是由於王朔說話的口氣以及故意表現在外的那種隨隨便便不把權威放在眼中的帥勁兒。看看他早期作品的書名,像《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等等,的確有種「痞味兒」,所以「痞子」一詞在別人可能覺得是種污衊,在王朔則可能是有意製造的一種挑人眼目的符號。那幾年果然王朔的作品不脛而走,北京的書攤上到處可見高懸著的用彩色筆寫在馬糞紙上的「王朔作品」幾個大字。但王朔不管怎麼痞,怕也痞不過金庸筆下的韋小寶吧!
王朔在北京《中國青年報》上痛批金庸的文章開宗明義就說:「金庸的東西我原來沒看過,只知道那是一個住在香港寫武俠的浙江人。按我過去傻傲傻傲的觀念,港台作家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他們的作品只有兩大宗:言情和武俠,一個濫情幼稚,一個胡編亂造。」為什麼住在香港的浙江人寫的東西不入流呢?因為王朔覺得「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王朔的這些話不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是打翻三船人:浙江一船、香港一船,再加上台灣一船。
明明是為了批金庸,卻偏偏把台灣的瓊瑤也拐帶上去,他說;「瓊瑤是牢牢釘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擁戴者一直沒超出中學年齡,說起喜歡的話也是嫩聲嫩氣,也就是一幫歌迷捍衛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後來者的,大陸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發揚光大。現在那些玩情調的女人說起瓊瑤都撇嘴,全改張愛玲了。」刺過了瓊瑤,主題仍然落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身上。武俠小說為什麼不能登大雅之堂?因為「本是舊小說一種,八十年代新思潮風起雲湧,人人唯恐不前衛,看那個猶如穿緬襠褲帶瓜皮帽,自己先覺跌份。」
在王朔的心目中,香港的作家只有金庸,而台灣的作家只有瓊瑤,所以他說:「誰讀瓊瑤金庸誰就叫沒品味,一概看不起。」看了這樣的話,瓊瑤女士會不會生氣,我不知道;金庸先生似乎沒有生氣,至少是裝作不生氣,要學佛家的「八風不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謂之「八風」),只說:「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南方的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灣人與香港人。」除了施出「一指禪」外,沒有回罵,反倒說:「將來如到北京耽一段時間,希望能通過朋友介紹而和他相識。」金大俠的大度,多少說明了他是個行過萬里路的人,見多識廣。王朔一直住在北京,雖是首善之區,畢竟限於一地。
輕視言情、武俠等通俗文學倒也罷了,偏偏王朔又扯上各種方言入不了文字,這麼一來問題可大發了,不但排斥掉所有的方言文學,而且觸犯了寫實主義的美學規範,同時也戳到了台灣提倡「台灣話文」的本土派的馬蜂窩。其實王朔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有什麼說什麼。其他心裡明明瞧不起,而不肯說出口的,恐怕還大有人在。因為北京話做為通行的官話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加上白話文興起後知識份子倡導「國語文學」,不說國語地區的人士寫起「國語文學」來當然大大吃虧。像浙江、福建(包括台灣)和廣東等省的方言距離北京話何其遙遠,也難怪王朔心中有這樣的偏見。以前我們常說大陸的作家常具有「大中原心態」,從王朔的言論看來,應該稱之謂「大北京心態」,北京以外的都歸入「看不起」之列了。台灣作家早就憂慮倘若把台灣文學看做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難免流於中國文學的旁枝末節或「邊疆文學」,將來不管多麼努力,總脫不了附庸或被蔑視的地位。如今看來,這般憂慮並非無因。
金庸在回應王朔的文章中細細地列舉了產自浙江的古代大學問家,諸如王陽明、黃宗羲、張學誠、袁子才、龔自珍、章太炎、俞曲園、王國維、孫詒讓等和現代大文學家,像魯迅、周作人、蔡元培、郁達夫、茅盾、俞平伯、徐志摩、夏衍等,以示不會說北京話或說不好北京話的浙江人並非寫不出好作品來。看了這樣一個赫赫的名單,王朔不知作何感想?其實細味王朔批金的文章,表面上的狂妄掩蓋不了內心深處的醋意;口中的蔑視也可能不過是起於過度的恐慌。瓊瑤、金庸的小說銷路實在太好了,好得搶走了其他暢銷作家的市場。王朔本來也是暢銷作家,不幸近年來有些每下愈況,而且他那種「痞味兒」既過不了長江,更超不過海峽,難怪王朔不能不怪罪「南方人」的「不入流」。今天在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最受歡迎的是王朔稱之為「四大俗」的「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特別是金庸的武俠小說,不但在北師大王一川教授等編的《二十世紀小說選》中名列第四,文學教授嚴家炎在北京大學開了「金庸小說研究」,連美國的科羅拉多大學和台灣的「中國時報」前不久都曾舉辦過金庸小說研究的國際會議。有沒有過度膨脹了金庸武俠的文學價值暫且不論,至少看在其他作家(特別是自認為嚴肅的或純正文學的作家)眼裡,難免產生醋酸的作用,惹的王朔不能不牢騷滿腹地說:「創作現在都萎縮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說是全盤淪陷。」王朔在接受《北京青年報》採訪時更進一步說:「中國當代文化尤其是北京新文化,包括文學、電影、音樂、我是參與者。可是到了現在,包括我女兒這一代,全被港台文化弄暈了。」是的,這正是重點所在,(不入流的)港台文化居然把首善之區的北京人的頭腦都弄暈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這恐怕正是王朔的恐慌所在了,以致使他在無可奈何之餘只好歸罪於「資產階級」。他說:「中國資產階級所能產生的藝術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們可以學習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遠浸泡、沉醉在過去的繁華舊夢之中。上述四大俗天天都在證明這一點。」
以上的話不知是否王朔在恐慌之餘的口不擇言,因為今日來罵資產階級似乎有點不符合時代潮流,而且也不像以前以反「主流」自居的王朔自己的言論。他從前明明說過呼應走資路線的話:「當我們這個社會剛剛容忍一點個人主義的存在時,便有一幫自以為卓爾不群的人開始兜售『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句充滿煽動的話,不知坑了多少本來可以活得好好的人。」(見一九九二年《過把癮就死》中〈作者的話〉)可見王朔本來挺欣賞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如今怎麼又把資產階級看成是腐朽的淵藪了呢?不管個人多麼恐慌,其實很不該再搬出馬、列、毛的招牌。今天中國大陸走到對外開放、市場經濟這一步,多不容易!如果沒有資產階級,哪有財富的累積?又怎能張開兩臂歡迎外商、台商的投資?將來要實現政治的民主,也少不得要依靠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難道王朔先生居然看不到這一點嗎?認真想一想,過去五十年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時候,大家都得當元帥的好士兵,不管願不願意,那時候又產生過什麼不俗的、不腐朽的、高明的藝術和文學呢?
精緻的藝術和精緻的文學永遠是屬於小眾的,屬於那些受過相當教育而又有些講究口味的人。說這樣的話,很不合無產階級的口味,但這是實踐得來的認知!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1998年美國蘭登書屋(Random House)選出本世紀百大英文小說,獨占鼇頭的《尤利西斯》(Ulysses),雖是公認的精緻小說,過去卻曾有每年只銷出寥寥幾本的記錄,而今日也絕對上不了暢銷書的排行榜。所以,如以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立場而言,這樣曲高和寡的作品代表的才是資產階級的口味,言情和武俠反倒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品種哩! 2000/1/1
老舍與《茶館》 馬森
最近整理資料,無意中在一本香港的舊雜誌上又看到老舍的兒子舒乙所寫的那篇〈父親最後的兩天〉,拿來重讀一遍,不禁再度為老舍的死低回悲嘆。人生誰無死?但總要死得其所,死得其時,才會令人心安。老舍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就遭到紅衛兵的毒打,被打得頭破血流,渾身是傷,地點在北京的文廟,實在夠諷刺的。他身心受到無法負荷的屈辱和傷害,才會自沉於北京太平湖中,結果反倒落了個「自絕於人民」的罪名,以致火葬後家屬連骨灰也不得保存。
如果換在另一個時間、或另一個地點,像老舍這樣重要的作家,應該受到舉世的尊重與景仰,有誰敢對他不敬?更別說加以折辱!老舍的命運具有指標性,那一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可說都生不逢時。但是,是誰把革命領袖捧成神祗,是誰給他無限的權力?難道那一代的知識份子沒有責任嗎?
老舍是位多產的作家,若非早逝,也許有更多的佳作問世。他前半生的作品以小說為主,《老張的哲學》、《二馬》、《牛天賜傳》、《駱駝祥子》、《離婚》等作,早已膾炙人口。在抗日戰爭期間,有感於戲劇形式影響力更大,才開始嘗試劇作。早期的幾部,像《殘霧》、《張自忠》、《面子問題》、《大地龍蛇》、《歸去來兮》、《誰先到了重慶》等並不算成功,直到解放以後,寫出《方珍珠》和《龍鬚溝》,才奠定了老舍劇作家的地位。更因為《龍鬚溝》一劇演出北京自共產政權當政以來如何把一條其臭無比的臭水溝改造成清水溝,如何使瘋子變成正常的人,如何使溝邊居住的貧民安居樂業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可以說成功地宣傳了共產黨愛護窮人的德政,因此該劇為老舍贏得了一項「人民藝術家」的頭銜,接著被選為北京文協的主席,一時成為紅色政權的當紅作家。也正因為名聲太大,在當政者變臉的時刻,遂成為首當其衝的批鬥對象。
老舍後半生以劇作為主,一生完成多幕劇二十餘部,其中最著名的首推《茶館》。《茶館》於1957年7月首刊於《收穫》雜誌創刊號,1958年3月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焦菊隱、夏淳導演),隨即成為北京人藝最受歡迎的劇目。劇中那種京味兒的對話,只有北京人藝的演員演來才夠味兒。對外開放之後的1980年,《茶館》成為第一個輸出的舞台劇,前後曾至法國、瑞士、西德、日本、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等地演出,受到普遍的注目。有英、德、俄、日、韓等文的譯本。日文至少有三個不同的譯本,日本的導演岩田久雄早於1961年就曾導過一個日文版的《茶館》。大概五四以來,除了曹禺的《雷雨》以外,沒有另一本劇作有如此的成功。
《茶館》的人物眾多,劇情沒有高潮,幕與幕之間不相關連(後來加上一個大傻楊用數來寶介紹幕與幕之間的關系),其魅力何在呢?我想,《茶館》之所以抓住觀眾的地方在於其強大的寫實力,特別是第一幕,令人感受到清朝末年北京大茶館的氣氛。進出茶館的各色人等,正像一個具體而微的小社會,使觀眾似乎來到清朝晚季的北京,呼吸到那個時代的空氣。然而,接下來的兩幕卻沒有同樣的效果,似乎一幕比一幕假,到了第三幕,寫勝利以後國民黨治理北京的時候,就難免有意地對國民黨的貪官污吏大加撻伐了。小說家張恨水就曾說:「我覺得第一幕寫得好,第二、三幕較差。」(〈座談老社的《茶館》〉,1957年12月19日,載1958年第1期《文藝報》)文學史家王瑤也說:「第三幕用的是誇張的諷刺劇的手法,與前兩幕的風格不太協調。」(〈座談老社的《茶館》〉)
寫實主義作品的真實性與作者的生活經驗有密切的關係。左拉曾經提倡下筆之前必須實地體驗生活,看來絕對有其必要。清朝末年的社會現象是老舍幼年時代親眼目睹的,印象最為深刻。北洋軍閥時期,老舍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北京,先是到英國執教,回國之後,又到山東教書。至於抗戰時期,老舍人在大後方,勝利之後,他又遠渡重洋到美國訪問,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後才懷著滿腔熱情從美國回歸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因此他所瞭解的北京是清末民初的老北京,對日據時代及勝利之後的北京,毋寧是陌生的。這正是為什麼以老北京為背景的《駱駝祥子》使人覺得貼近生活,以日據時代為背景的《四世同堂》,不得不想當然耳,或過份渲染誇張,就令人感覺離生活頗遠了。《茶館》也難免此弊,嚴格地說,真正貼近生活的只有第一幕。
實在說,老舍原想寫的也只有這一幕。八0年代在老舍去世多年之後,舒乙從他父親的遺稿中發現了老舍寫在《茶館》之前的一個劇本手稿《秦氏三兄弟》,描寫秦伯仁、秦仲義、秦叔禮三兄弟歷經戊戌政變、辛亥革命、北伐、國共內戰幾個關鍵時期的不同命運。這三兄弟的差異,就如同《四世同堂》中的祁家三兄弟一樣,代表了對國家、對社會的不同態度,正是老舍最愛運用的方式。在這齣戲的第一幕第二場背景是清末北京的裕泰茶館,就是今日所見《茶館》一劇的第一幕。據說老舍在完成《秦氏三兄弟》粗稿的時候,照例與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們進行討論,對對嘴、走走位什麼的,結果大家對裕泰茶館一場最感興趣,就有人勸告老舍不如把茶館裡的戲繼續寫下去,老舍從善如流,於是有了茶館裡的第二幕與第三幕。《茶館》中的對話所以如此之溜,北京人所謂的「響崩兒脆」,恐怕也得力於北京人藝的老演員的參與之功。如今《秦氏三兄弟》收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老舍文集》第十二卷裡,大家不妨拿來對照一下該劇的第一幕第二場與《茶館》的第一幕,二者的差別非常有限。原來《秦氏三兄弟》的主人翁秦仲義,到了《茶館》裡只成為眾人之一,而秦家其他兩兄弟都不見了。劇情的發展缺少了主人翁,茶館的老闆王利發於是升格作主角,茶館的興衰遂成為劇情發展的主線。這有點樣蘇聯革命以後出現的「群戲」,而非正統的戲劇表現方式。當時另一位劇作家李健吾對照「清明上河圖」畫卷的筆法,稱其謂「圖卷戲」,認為「本身精緻,像一串珠子,然而一顆又一顆,少不了單粒的感覺。」(李健吾〈談《茶館》〉,1958)語中帶有幾分貶意,後來不想《茶館》愈演愈熱火,沒有人覺得不好看,等於為現代的舞台劇開創了另一種寫法,「圖卷戲」反倒成為值得讚許的一類了。
以茶館為主體,很容易表現社會百態,從取材上來說,該走寫實的道路。第一幕看來似乎很客觀,符合寫實主義的美學要求。可是到了第二幕,對北洋軍閥就不能不大加撻伐,到了第三幕,國民黨更加可惡,是共產黨一意打倒的死敵,怎能對他客氣?受盡封建主義剝削被迫嫁給太監的康順子,一定得成為正面的人物,最後那條走向共產主義的線索在劇中若隱若現,但未明白說出來。首演的導演焦菊隱本想將這條線突顯出來,當時李健吾站在藝術的立場反對說:「菊隱同志方才說要一條紅線,我看不必,就這樣排吧!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戲,作家給我們什麼,我們只好接受什麼。」(〈座談老社的《茶館》〉)。焦導演的確聽進了李健吾的勸告,以致文革時使《茶館》成為老舍「不夠革命」的證據,但是,今日看來卻又覺得革命得太過火了。
一生服膺寫實主義的老舍,在寫實主義要求客觀的美學與毛主席要求作家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訓令之間,該有些難以取捨的猶豫吧?政治的壓力畢竟太過強大,雖然老舍百般遷就,到了兒仍難免賠上一條性命!
焦菊隱與夏淳合導的版本一直是北京人藝的「標準版」,謝添導演的電影版,也是根據此舞台版本而來。其中王利發由于是之飾演,常四爺由鄭榕飾演,秦仲義由藍天野飾演,劉麻子與小劉麻子都由英若誠飾演,松二爺由黃宗洛飾演,龐太監由童超飾演,這些演員都是北京人藝的資深台柱,對每個人物都體會深刻,演來入木三分。劇末康順子與康大力出走,投奔在北京西郊的共軍,又顯示作者具有預言家的本領,也可說是對以後新政權有所期待吧!如沒有這一筆,《茶館》更是名符其實的大毒草了!如今將在台灣上演的,是由80年代初期與高行健合作小劇場的林兆華導演的新版本,演員也換成人藝的新生代,像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等也都是今日正當紅的演員。據說內容有些改動,可能把政治氣息減弱一些,但很難想像會變動寫實的風格。至於第三幕,會對國民黨客氣一點嗎?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2004/06/04

2009年6月4日 星期四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明日(6/4)晚上7:00馬森教授專題演講於圖書館二樓多媒體放映室舉辦,誠摯邀請您一起來參與~~演講題目:「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活動時間:98年6月4日(四) 晚上7:00-9:00活動地點:壽豐校區圖書館二樓多媒體放映室演講者:馬森教授*本活動可提報公務人員學習時數2小時及登錄電子學習履歷*◎報名網頁: http://www.lib.ndhu.edu.tw/libcourse/0515_web/award.html※本學年駐校作家─馬森教授係當代少數兼具創作和研究的學者,其涉獵領域之廣,具有文學家、小說家、劇作家、戲劇理論學者、文化評論家等多重身份,尤其早年因受西方存在主義與荒謬劇的影響,成為臺灣荒謬劇推動的先導者※圖書館 敬邀連絡人:楊麗娟組長連絡電話:(03)8632811E-mail:ylj@mail.ndh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