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0日 星期六

老舍與《茶館》 馬森
最近整理資料,無意中在一本香港的舊雜誌上又看到老舍的兒子舒乙所寫的那篇〈父親最後的兩天〉,拿來重讀一遍,不禁再度為老舍的死低回悲嘆。人生誰無死?但總要死得其所,死得其時,才會令人心安。老舍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就遭到紅衛兵的毒打,被打得頭破血流,渾身是傷,地點在北京的文廟,實在夠諷刺的。他身心受到無法負荷的屈辱和傷害,才會自沉於北京太平湖中,結果反倒落了個「自絕於人民」的罪名,以致火葬後家屬連骨灰也不得保存。
如果換在另一個時間、或另一個地點,像老舍這樣重要的作家,應該受到舉世的尊重與景仰,有誰敢對他不敬?更別說加以折辱!老舍的命運具有指標性,那一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可說都生不逢時。但是,是誰把革命領袖捧成神祗,是誰給他無限的權力?難道那一代的知識份子沒有責任嗎?
老舍是位多產的作家,若非早逝,也許有更多的佳作問世。他前半生的作品以小說為主,《老張的哲學》、《二馬》、《牛天賜傳》、《駱駝祥子》、《離婚》等作,早已膾炙人口。在抗日戰爭期間,有感於戲劇形式影響力更大,才開始嘗試劇作。早期的幾部,像《殘霧》、《張自忠》、《面子問題》、《大地龍蛇》、《歸去來兮》、《誰先到了重慶》等並不算成功,直到解放以後,寫出《方珍珠》和《龍鬚溝》,才奠定了老舍劇作家的地位。更因為《龍鬚溝》一劇演出北京自共產政權當政以來如何把一條其臭無比的臭水溝改造成清水溝,如何使瘋子變成正常的人,如何使溝邊居住的貧民安居樂業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可以說成功地宣傳了共產黨愛護窮人的德政,因此該劇為老舍贏得了一項「人民藝術家」的頭銜,接著被選為北京文協的主席,一時成為紅色政權的當紅作家。也正因為名聲太大,在當政者變臉的時刻,遂成為首當其衝的批鬥對象。
老舍後半生以劇作為主,一生完成多幕劇二十餘部,其中最著名的首推《茶館》。《茶館》於1957年7月首刊於《收穫》雜誌創刊號,1958年3月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焦菊隱、夏淳導演),隨即成為北京人藝最受歡迎的劇目。劇中那種京味兒的對話,只有北京人藝的演員演來才夠味兒。對外開放之後的1980年,《茶館》成為第一個輸出的舞台劇,前後曾至法國、瑞士、西德、日本、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等地演出,受到普遍的注目。有英、德、俄、日、韓等文的譯本。日文至少有三個不同的譯本,日本的導演岩田久雄早於1961年就曾導過一個日文版的《茶館》。大概五四以來,除了曹禺的《雷雨》以外,沒有另一本劇作有如此的成功。
《茶館》的人物眾多,劇情沒有高潮,幕與幕之間不相關連(後來加上一個大傻楊用數來寶介紹幕與幕之間的關系),其魅力何在呢?我想,《茶館》之所以抓住觀眾的地方在於其強大的寫實力,特別是第一幕,令人感受到清朝末年北京大茶館的氣氛。進出茶館的各色人等,正像一個具體而微的小社會,使觀眾似乎來到清朝晚季的北京,呼吸到那個時代的空氣。然而,接下來的兩幕卻沒有同樣的效果,似乎一幕比一幕假,到了第三幕,寫勝利以後國民黨治理北京的時候,就難免有意地對國民黨的貪官污吏大加撻伐了。小說家張恨水就曾說:「我覺得第一幕寫得好,第二、三幕較差。」(〈座談老社的《茶館》〉,1957年12月19日,載1958年第1期《文藝報》)文學史家王瑤也說:「第三幕用的是誇張的諷刺劇的手法,與前兩幕的風格不太協調。」(〈座談老社的《茶館》〉)
寫實主義作品的真實性與作者的生活經驗有密切的關係。左拉曾經提倡下筆之前必須實地體驗生活,看來絕對有其必要。清朝末年的社會現象是老舍幼年時代親眼目睹的,印象最為深刻。北洋軍閥時期,老舍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北京,先是到英國執教,回國之後,又到山東教書。至於抗戰時期,老舍人在大後方,勝利之後,他又遠渡重洋到美國訪問,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後才懷著滿腔熱情從美國回歸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因此他所瞭解的北京是清末民初的老北京,對日據時代及勝利之後的北京,毋寧是陌生的。這正是為什麼以老北京為背景的《駱駝祥子》使人覺得貼近生活,以日據時代為背景的《四世同堂》,不得不想當然耳,或過份渲染誇張,就令人感覺離生活頗遠了。《茶館》也難免此弊,嚴格地說,真正貼近生活的只有第一幕。
實在說,老舍原想寫的也只有這一幕。八0年代在老舍去世多年之後,舒乙從他父親的遺稿中發現了老舍寫在《茶館》之前的一個劇本手稿《秦氏三兄弟》,描寫秦伯仁、秦仲義、秦叔禮三兄弟歷經戊戌政變、辛亥革命、北伐、國共內戰幾個關鍵時期的不同命運。這三兄弟的差異,就如同《四世同堂》中的祁家三兄弟一樣,代表了對國家、對社會的不同態度,正是老舍最愛運用的方式。在這齣戲的第一幕第二場背景是清末北京的裕泰茶館,就是今日所見《茶館》一劇的第一幕。據說老舍在完成《秦氏三兄弟》粗稿的時候,照例與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們進行討論,對對嘴、走走位什麼的,結果大家對裕泰茶館一場最感興趣,就有人勸告老舍不如把茶館裡的戲繼續寫下去,老舍從善如流,於是有了茶館裡的第二幕與第三幕。《茶館》中的對話所以如此之溜,北京人所謂的「響崩兒脆」,恐怕也得力於北京人藝的老演員的參與之功。如今《秦氏三兄弟》收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老舍文集》第十二卷裡,大家不妨拿來對照一下該劇的第一幕第二場與《茶館》的第一幕,二者的差別非常有限。原來《秦氏三兄弟》的主人翁秦仲義,到了《茶館》裡只成為眾人之一,而秦家其他兩兄弟都不見了。劇情的發展缺少了主人翁,茶館的老闆王利發於是升格作主角,茶館的興衰遂成為劇情發展的主線。這有點樣蘇聯革命以後出現的「群戲」,而非正統的戲劇表現方式。當時另一位劇作家李健吾對照「清明上河圖」畫卷的筆法,稱其謂「圖卷戲」,認為「本身精緻,像一串珠子,然而一顆又一顆,少不了單粒的感覺。」(李健吾〈談《茶館》〉,1958)語中帶有幾分貶意,後來不想《茶館》愈演愈熱火,沒有人覺得不好看,等於為現代的舞台劇開創了另一種寫法,「圖卷戲」反倒成為值得讚許的一類了。
以茶館為主體,很容易表現社會百態,從取材上來說,該走寫實的道路。第一幕看來似乎很客觀,符合寫實主義的美學要求。可是到了第二幕,對北洋軍閥就不能不大加撻伐,到了第三幕,國民黨更加可惡,是共產黨一意打倒的死敵,怎能對他客氣?受盡封建主義剝削被迫嫁給太監的康順子,一定得成為正面的人物,最後那條走向共產主義的線索在劇中若隱若現,但未明白說出來。首演的導演焦菊隱本想將這條線突顯出來,當時李健吾站在藝術的立場反對說:「菊隱同志方才說要一條紅線,我看不必,就這樣排吧!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戲,作家給我們什麼,我們只好接受什麼。」(〈座談老社的《茶館》〉)。焦導演的確聽進了李健吾的勸告,以致文革時使《茶館》成為老舍「不夠革命」的證據,但是,今日看來卻又覺得革命得太過火了。
一生服膺寫實主義的老舍,在寫實主義要求客觀的美學與毛主席要求作家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訓令之間,該有些難以取捨的猶豫吧?政治的壓力畢竟太過強大,雖然老舍百般遷就,到了兒仍難免賠上一條性命!
焦菊隱與夏淳合導的版本一直是北京人藝的「標準版」,謝添導演的電影版,也是根據此舞台版本而來。其中王利發由于是之飾演,常四爺由鄭榕飾演,秦仲義由藍天野飾演,劉麻子與小劉麻子都由英若誠飾演,松二爺由黃宗洛飾演,龐太監由童超飾演,這些演員都是北京人藝的資深台柱,對每個人物都體會深刻,演來入木三分。劇末康順子與康大力出走,投奔在北京西郊的共軍,又顯示作者具有預言家的本領,也可說是對以後新政權有所期待吧!如沒有這一筆,《茶館》更是名符其實的大毒草了!如今將在台灣上演的,是由80年代初期與高行健合作小劇場的林兆華導演的新版本,演員也換成人藝的新生代,像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等也都是今日正當紅的演員。據說內容有些改動,可能把政治氣息減弱一些,但很難想像會變動寫實的風格。至於第三幕,會對國民黨客氣一點嗎?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200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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