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高行健？

一登龍門，身價百倍。
高行健摘下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的確等於登上了龍門。原來默默無聞，如今名滿天下；原來滯銷的書，現在成為搶手貨。
誰是高行健？台灣的讀者一定覺得這個名字很陌生。大陸的讀者也是一樣，最近的十年，即使在北京的文化圈子裡也很少聽到有人提起高行健這個名字。但是在一九八二到八三年，他曾在北京的戲劇界紅過一陣。他的劇作《絕對信號》與《車站》連續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小劇場上演，是當時的前衛劇，吸引了一批追求新奇的年輕人，也招致了保守勢力的嚴厲批評，認為是受了西方腐化的資本主義的惡劣影響。那一陣子他還出版了一本《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在文學界也激起了一陣漣漪。
我於一九八一年曾到大陸的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講學，也訪問過北京的人民藝術劇院和青年藝術劇院，見到了當時不少藝文界的人士，不知為什麼沒有遇見高行健？可能正是他以為自己患了肺癌，在萬念俱灰的心情下跑到西南遊蕩的時期。我第一次遇到高行健是一九八四年在英國的牛津大學。那時我在倫敦大學任教，每年都會參加英國的「中國研究學會」的年會，而每年我們都會邀請一兩位中國的學者或作家參加討論。那年邀的就是高行健和另一位我忘記了姓名的學者。在開會的幾天中，我和高行健住在爬滿青藤的隔鄰房間。我送他一冊剛出版不久的《夜遊》，不想第二天一早他就來敲我的房門要告訴我他對《夜遊》的感想。他說為了讀《夜遊》，一夜未睡，使我印象深刻。
那年在返回中國以前，他又被在司徒叩姆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y)教中國文學的馬悅然教授邀去了瑞典。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他二度出國，目的地是法國，以後就留在那裡，決心做流亡作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使他對中共政權徹底失望，預備入籍法國，不再回歸了。
他既然跟大陸切斷了關係，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人，自然希望能夠出版自己的作品。大陸以外，出版中文書的地方大概也只有台灣和香港了，特別是台灣可說是中國大陸以外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的重鎮。恰巧我也在一九八七年辭去倫敦大學的教職返回台灣。除在成功大學任教外，也一度擔任《聯合文學》的總編輯。高行健便把兩份書稿付託給我，設法在台灣出版。一份書稿是短篇小說，我自然可以在「聯合文學」給他出版，就是他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給我老爺買魚竿》（1989）。這本書非常散文化，有些不太像小說。他自己在該書的「跋」中說：「我這些小說都無意去講故事，也無所謂情節….我在這些小說中不訴諸人物形象的描述….」那麼高行健認為什麼才是小說的重點呢？他說：「我以為小說這門語言的藝術歸根結柢是語言的實現，而非對現實的模寫。小說之所以有趣，因為用語言居然也能喚起讀者真切的感受。」這本書出版後不久就被馬悅然譯成瑞典文了。另一份書稿是他在大陸已經出版過的劇作選。我不便利用職權再塞給「聯合文學」，便想推薦給更有財力的出版社，不想幾年下來，沒有一家出版社有此遠見。倒是在這中間，接到馬悅然教授的信，他說手中有一部高行健的長篇小說《靈山》，他看了開頭，覺得不錯，很想譯成瑞典文，苦於手稿的字跡太過潦草，希望我設法替他在台灣先出版。於是我推薦給不太在乎市場銷路的聯經出版社。承聯經不棄，接受了我的推薦，於1990年末出版。這本書肯定沒有使聯經賺錢，但對高行健幫助很大，因為瑞典文及法文譯本都據此版本而來，接連在歐洲出版，建立了高行健在歐洲文壇的名聲。
後來馬悅然又把高行健的劇作也譯成瑞典文，使他成為擁有最多瑞典文翻譯的當代中文作家，奠定了他今年獲獎的基礎。雖說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外文能力都很強，讀自己的母語總是比較方便。這群外文能力很強的瑞典委員，除了馬悅然以外，可一個也不懂中文。評起中文作家來，不得不唯馬悅然的馬首是瞻了。何況馬悅然恰巧是今年評審會的當值主席，其影響力自然不容小覷。
據說今年列於候選短名單上的競爭者，中文作家中至少還有巴金、王蒙、北島和李銳等。其他海峽兩岸有資格進入候選名單的作家自然更多。得獎，一方面固然靠實力，另一方面也要靠機運。作為流亡的中文作家，高行健可能在最後在評審委員們的天秤上重了那麼一點點。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延後一星期揭曉，很可能正因為評審會中的意見相左，堅持不下，需要較多的時間進行彼此說服及多次投票。
高行健實在很幸運，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緩和一下我們年年期待復又失望的緊張心情。不管大陸官方多麼故做冷淡，甚至於誇張地說他「反華」，將來的文學史也不能遺忘這樣的榮耀。這種幸運固然一方面基於高行健的才華與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種種的環境及人為因素一點點累積而成的，而非倖致。
自從在法國定居之後，高行健創作源源不絕。戲劇、小說、散文、評論，無不染指。有一次我們談到寫作的方式，他說他經常使用錄音機，先對著錄音機口說，然後再將所錄的內容謄寫下來。他勸我不妨也試試這個法子。我試過，一對著錄音機說話，我就文思涸竭，我已經習慣通過手指來思考，不論是寫在稿紙上，還是輸入電腦中。因此我沒有他那種創作的速度。
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以後，原來滯銷的高行健的書，在諾貝爾光環的映襯下，立刻成為追隨時尚的讀者群搶購的對象，使聯經和聯合文學出版社馬上加工趕印，真是意外之財。這次經驗告訴出版家們，出內容與藝術兼具的好書還是比追趕不可靠的時尚重要。
作為一個中國現代主義的作家，高行健在小說和劇作方面都有所創新。他的作品並不容易欣賞，分析他的作品非此短文所可勝任，請讀者先讀他的短篇小說集《給我老爺買魚竿》，再讀《一個人的聖經》（聯經版）和他獲獎的代表作《靈山》，當然進入正文之前，先請讀一讀我的「序文」。對戲劇有興趣的讀者，則請讀帝教出版社出版的《高行健戲劇六種》（1995）。如果進一步想瞭解高行健對戲劇較深入的見解，請參考1993年高行健與筆者在香港的戲劇對談〈當代戲劇的新走向〉一文，該文載香港《明報月刊》第二十八卷第十二期及第二十九卷第一期（1993年12月─1994年1月）。 2000/10/18

逝者

春天是維城的花季，家家戶戶的庭院裡都有盛放的花花朵朵，果樹展開的笑顏多半是粉、白兩色，但是婷立在綠色草坪上的草本花卉，顏色可就姹紫嫣紅各色具備了。我們家的這條小街也一樣，一走過寒冬的沉鬱與黯淡，好像立刻充滿了眾聲喧嘩的色彩，生氣蓬勃，特別在陽光明媚的日子裡。
右鄰前院的一棵碩大的櫻花尤其醒目，遠望一樹蒸蒸騰騰的嫣紅繁朵，照亮了整條小街。它的主人是一位將近百齡的耆老，平常已經輕易不大出門了，只有在天晴氣朗的日子，偶然會看見她拄杖走到庭院中來，慢吞吞地修剪窗前的玫瑰。令人驚奇的是有時她也竟然雙手扶著助行器一步步挨到附近的超市去購物，然後乘計程車返家。這裡的計程車可沒有在東方那麼隨手一招的方便，通常都是以電話預約，車費也較貴，可是避免了遇到惡狼的危險。司機服務很周到，除了把老人家攙進屋內外，還負責把大包小包的超市貨品一併搬入。她似乎沒有子女，這般年紀的平輩親友不是已故，就是像她自己一樣行動不便了，不然不會許久難見臨門的訪客。在維城老人獨居倒也平靜無事，因為年老，出門在外不相干的人總會不吝伸出援手。我自己的經驗，有一次開車因電瓶失電在路上拋錨，立刻有四部過往的駕駛停下車來幫我推車，其中有一位女士帶有電纜，慷慨地從她自己的電瓶上輸電給我，使我能夠開到修車廠去把電瓶換新。再說，幸而平素也未聽說有橫行海峽兩岸那類專門欺騙老弱婦孺的金光黨，不然這裡可有太多待宰的羔羊了。
我們這位人瑞鄰居名叫瑪莉，這是我們搬來後登門拜訪時，她自我介紹說的。她耳朵重聽，與人交談有些困難，所以後來除了偶然隔窗招招手外，也不敢輕易困擾她的清聽。其他鄰居也是如此，只有感到老人家有所需要的時候才伸出手來。對門的比爾特別熱心，每週四回收車經過之前，都會替老人家把裝有棄物的藍色回收箱連同自己的一同搬到路邊，等回收車經過後再將空箱放回老人家門前。冬天雪後，比爾也會自動替老瑪莉鏟清門前的步道。去冬，一場大雪，我趕在比爾之前替老人家清理了步道，但是後來想想如此搶了比爾的助人之樂，不知會不會使他掃興。
其實，我們也時常是比爾的受益者，有一次地下室淹水，適巧我不在家，內子在手足無措之餘只好向比爾求救，是他趕來關閉了水閘，然後又聯絡保險公司來清理善後。在我去台灣的一段日子，比爾見內子費力地推拉除草機，立刻把前院的草坪代剪了，因此我從台灣回來總帶些土產送他。比爾夫婦都是加拿大出生的英人後裔，他雖然已是個鬢髮全白的老人，但仍然生龍活虎地忙進忙出。有一次我請教他的貴庚，原來已是八秩晉五的耆宿，更令我肅然起敬。他太太瑪格麗特小他兩歲，心臟有些問題，活動力就差多了。我的左鄰也叫瑪格麗特，蘇格蘭人，也是滿頭銀絲，看來多半也邁過了從心所欲的門檻。每天都見她在園中躬身勞作，不是修剪花木，就是培土施肥，把前後院的花卉培養得妍麗醒目。後鄰的義大利老頭與比爾同庚，仍然種菜植樹，忙忙碌碌，每天還在游泳健身。夾在眾多的耆老之間，我還哪敢言老呢？
歲月無情，言或不言，總一天天會走向要去的地方。只是在那一天到來之前，且不要忽略這燦爛的春景。今春瑪莉更少出門了，只有在櫻花盛放的時節看見她站在窗內望著一樹繁花出神。這樣無牽無掛的獨居晚年，不知她懷著何等的心情來面對空蕩的居室和清淡無波的歲月？也不知寂寞中的清靜或清靜中的寂寞對老人家是福還是禍？看來她一向都是自理飲食起居，在這高度自由的社會裡，人們都早早就養成了獨立自主不依賴他人的習慣。可是今春，卻有些異樣，有時會看到社會局的護理車停在她家門前，也許有政府的社會服務人員開始關懷她了吧？
暮春時節，天氣還沒有真正轉暖，獨居的瑪莉忽然被她的侄兒接走了。聽比爾說，從未結婚也沒有子嗣的瑪莉，有幾個至親的侄兒，是她弟弟的兒子，看到姑媽到了這般年紀，乏人照料，終於好心安排她去住進她本來極不願進入的養老院。據說他侄兒居住的鹽泉島上有一家設備尚稱完善，瑪莉看過後也覺得滿意，才肯於移樽。到了櫻花飄落一地粉雪的時節，女主人的門窗總是緊閉著，樹若有知，也該覺得落寞了。
過了幾日，忽然意外地接到一份瑪莉的訃文，原來她一進養老院竟然去世了，剛剛度過了九十八歲的生日，只差兩歲就成百歲人瑞。
她侄兒來收拾姑媽遺物的時候，我走去問一問瑪莉仙逝的情形，才知道是跌了一跤而未能再起。老年人真經不起摔跌，如果她還住在她所熟悉的房子裡，可能不會摔倒，也可能還在人世。反之，倘若她有子嗣，不幸子嗣不肖的話，也許還活不到偌大的年紀。人已是逝者，這樣的假設自然毫無意義，而且在人間已走過了九十八載，該看的、該聽的、該說的，都已經做過了，還有何可抱怨的呢？沒有病痛，沒有臥床不起，這麼一跤就跌入另一個世界，未嘗不是一種福份！
她侄兒說他的姑媽退休前做了一世照顧病人的護理，所以她不需要被人照顧，也從未結婚。「但是她是不是有過親密要好的男友，我卻不得而知。」他又笑著這麼補充說。
本想參加她的葬禮或是追悼禮拜，但瑪莉遺言一切都免。她的侄兒遵從姑媽的遺囑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在一個自由意志比較伸張的社會裡，面子問題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她這一去，竟像一陣風吹過櫻花樹顛，吹向遙遠的青天白雲，了無痕跡。如清風，如流水，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世間人，不管有多大的豐功偉業，或即如像瑪莉這般默默無聞的小人物，都不過是一陣陣大小不等的風，吹過之後世界重歸寧靜。2007/08/28